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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女交叠抽出双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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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女交叠抽出双飞

他关心国是,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。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,谈《孙子兵法》,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,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。他写好了文章,命吴忠匡挂号付邮。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,“拙手笨脚”的钟书大显身手。我入睡晚,早上还不肯醒。他一人做好早餐,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(像一只稍大的饭盘,带短脚)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。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。他煮了“五分钟蛋”,烤了面包,热了牛奶,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;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,居然做得很好(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!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);还有黄油、果酱、蜂蜜。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!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,“拙手笨脚”的钟书大显身手。我入睡晚,早上还不肯醒。他一人做好早餐,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(像一只稍大的饭盘,带短脚)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。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。他煮了“五分钟蛋”,烤了面包,热了牛奶,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;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,居然做得很好(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!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);还有黄油、果酱、蜂蜜。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!这我愿意。送一程,说一声再见,又能见到一面。离别拉得长,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?我算不清。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,愈怕从此不见。这我愿意。送一程,说一声再见,又能见到一面。离别拉得长,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?我算不清。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,愈怕从此不见。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,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,住在城里,周末回校,仍兼管研究生。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,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。事定之日,晚饭后,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。客去后,钟书惶恐地对我说:“他以为我要做‘南书房行走’了。这件事不是好做的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。”钟书到清华工作一年后,调任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,住在城里,周末回校,仍兼管研究生。毛选翻译委员会的领导是徐永焕同志,介绍钟书做这份工作的是清华同学乔冠华同志。事定之日,晚饭后,有一位旧友特雇黄包车从城里赶来祝贺。客去后,钟书惶恐地对我说:“他以为我要做‘南书房行走’了。这件事不是好做的,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。”�

�我在牛津产院时,还和父母通信,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,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,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。我们迁居法国后,大姐姐来过几次信。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,妈妈怎么不说话了?过了年,大姐姐才告诉我: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,悲苦得不知怎么好,只会恸哭,哭个没完。钟书百计劝慰,我就狠命忍住。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。但是我没有意识到,悲苦能任情啼哭,还有钟书百般劝慰,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。我在牛津产院时,还和父母通信,以后就没有家里的消息,从报纸上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,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了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。我们迁居法国后,大姐姐来过几次信。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,妈妈怎么不说话了?过了年,大姐姐才告诉我: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,悲苦得不知怎么好,只会恸哭,哭个没完。钟书百计劝慰,我就狠命忍住。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。但是我没有意识到,悲苦能任情啼哭,还有钟书百般劝慰,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。阿圆站定了说:“妈妈,看那只船梢有号码,311,是爸爸的船。”阿圆站定了说:“妈妈,看那只船梢有号码,311,是爸爸的船。”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。钟书回所工作。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。钟书回所工作。

我们只愿日常相守,不愿再出国。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。她依恋父母,也不愿再出国。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,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。我们只愿日常相守,不愿再出国。阿瑗一九九o年又到英国访问半年。她依恋父母,也不愿再出国。她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,在我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。那里地段好,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,过街就是大学公园。住老金家,浴室厕所都公用,谁喜欢公用的呢?预计房租、水电费等种种费用,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。这不怕,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,我的预算是宽的。钟书看了房子喜出望外,我们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,随即通知老金家。我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,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。那里地段好,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,过街就是大学公园。住老金家,浴室厕所都公用,谁喜欢公用的呢?预计房租、水电费等种种费用,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。这不怕,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,我的预算是宽的。钟书看了房子喜出望外,我们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,随即通知老金家。我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,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。.

周奶奶坦直说:“个人要自由呢。”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。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,房子就够住了。周奶奶坦直说:“个人要自由呢。”她嫌我们晚间到她屋去倒开水喝。我们把热水瓶挪入卧室,房子就够住了。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,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,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。同时,我由朋友介绍,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,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(包括中英文数理等———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)。我常常一早出门,饭后又出门,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。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,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,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。同时,我由朋友介绍,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,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(包括中英文数理等———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)。我常常一早出门,饭后又出门,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。《宋诗选注》虽然受到批判,还是出版了。他的成绩并未抹杀。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,不过大量的书,我名正言顺地读了。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,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?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。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在新中国,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,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,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,因为我们不合格。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。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,分明是国家亏了。《宋诗选注》虽然受到批判,还是出版了。他的成绩并未抹杀。我的研究论文并无价值,不过大量的书,我名正言顺地读了。我沦陷上海当灶下婢的时候,能这样大模大样地读书吗?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。因为时间就是生命。在新中国,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,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,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,因为我们不合格。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。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,分明是国家亏了。司徒是同学院同读b.litt学位的同学,他和钟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,一是古文书学,一是订书学。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,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。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。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我面前,说课本岂有此理。我是女人,对于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。我指出他们折反了。课本上面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。两人恍然,果然折对了。他们就拉我一同学古文书学。我找出一支耳挖子,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。例如“a”字最初是“α”,逐渐变形。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,只要求认字正确,不计速度。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,不求量,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,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。钟书慌慌张张,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,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。他把分数赔光,还欠下不知多少分,只好不及格重考。但是他不必担忧,补考准能及格。所以考试完毕,他也如释重负。司徒是同学院同读b.litt学位的同学,他和钟书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,一是古文书学,一是订书学。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,课本上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。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。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我面前,说课本岂有此理。我是女人,对于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。我指出他们折反了。课本上面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。两人恍然,果然折对了。他们就拉我一同学古文书学。我找出一支耳挖子,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。例如“a”字最初是“α”,逐渐变形。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,只要求认字正确,不计速度。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,不求量,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,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。钟书慌慌张张,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,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。他把分数赔光,还欠下不知多少分,只好不及格重考。但是他不必担忧,补考准能及格。所以考试完毕,他也如释重负。贫与病总是相连的。钟书在这段时期,每年生一场病。圆圆上学一个月,就休学几个月,小学共六年,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。胜利之后,一九四七年冬,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,查出是骨结核。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。这种病,中医称“流住”或“穿骨流住”,据医书载:“发在骨节或骨空处,难痊。”大夫和我谈病情,圆圆都听懂了,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:“我要害死你们了。”我忙安慰她说:“你挑了好时候,现在不怕生病了。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,就会好的。”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,叫孩子在床上休息,不下床,服维生素a、d,吃补养的食品。十个月后,病完全好了。大夫对我说,这是运气。孩子得了这种病,往往转到脚部,又转到头部,孩子就夭折了。圆圆病愈,胖大了一圈。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,终于落地。可是我自己也病了,天天发低烧,每月体重减一磅,查不出病因。钟书很焦虑。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,他说:“换换空气吧,也许换了地方,你的病就好了。”果然,我到清华一年之后,低烧就没有了。贫与病总是相连的。钟书在这段时期,每年生一场病。圆圆上学一个月,就休学几个月,小学共六年,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。胜利之后,一九四七年冬,她右手食指骨节肿大,查出是骨结核。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。这种病,中医称“流住”或“穿骨流住”,据医书载:“发在骨节或骨空处,难痊。”大夫和我谈病情,圆圆都听懂了,回家挂着一滴小眼泪说:“我要害死你们了。”我忙安慰她说:“你挑了好时候,现在不怕生病了。你只要好好地休息补养,就会好的。”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,叫孩子在床上休息,不下床,服维生素a、d,吃补养的食品。十个月后,病完全好了。大夫对我说,这是运气。孩子得了这种病,往往转到脚部,又转到头部,孩子就夭折了。圆圆病愈,胖大了一圈。我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,终于落地。可是我自己也病了,天天发低烧,每月体重减一磅,查不出病因。钟书很焦虑。一九四九年我们接受清华聘约时,他说:“换换空气吧,也许换了地方,你的病就好了。”果然,我到清华一年之后,低烧就没有了。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,一年之后,两人相继“下楼”———即走出“牛棚”。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。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,阿瑗建议“逃走”;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,也是惟一的出路。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,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。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,一年之后,两人相继“下楼”———即走出“牛棚”。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。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,阿瑗建议“逃走”;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,也是惟一的出路。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,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。钟书很委屈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,不是科班出身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,教的是外国文学。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,也属外文组。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,他并不愿意。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,也赞许他的明智。钟书肯委屈,能忍耐,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,从此没能回外文组。钟书很委屈。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,不是科班出身。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,教的是外国文学。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,也属外文组。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,他并不愿意。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,也赞许他的明智。钟书肯委屈,能忍耐,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,从此没能回外文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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